原先对上海人管外地人叫“乡下人”不以为然，以为那是上海人的自负与歧视。在上海住过才悟出了道理——其实那是“十里洋场”曾孤岛般屹立于乡土中国汪洋大海中的顽强记忆。作为最早开埠的西化都市，曾被整肃得面目全非，如今还能以管理到位、行为规矩、做事认真而雄踞国内城市之首，远胜过首善之都或邻港的深圳。为什么？因为支撑“十里洋场”的西方文明有着中国人不可抗拒的先进性！

上海的复活，与广州的沙面，青岛的市南，天津的五大道等殖民飞地一样，复活的不仅是洋楼，更是当年法治管理、文明规则与敬业习惯的软基因。“给点阳光它就灿烂”的这个舶来城市与香港一样，绝非那些没有殖民历史的老城（如北京）、新城（如深圳）能比——深圳楼比香港新，人比香港蛮；北京钱比上海多，人比上海粗——从香港跨进深圳仅需一步，但一步就跌进黑出租、的士拒载与街头欺诈。罗湖口岸的这些牛皮癣成了顽症，30年未治愈。怎么办？难道要请香港警察来？

殖民地曾被历史唾弃，导致没人敢说真话。当年上海租界内外两重天，谁不知道？租界内治理昌明、秩序井然、安居乐业，租界外则陷入官府与黑社会敲诈、警匪勾结、治安不宁的泥沼。人权保护的落差更大。租界内“乱党”、异议作家、弱势者还能得到保护，租界外则是党同伐异，动辄抓捕用刑。

青岛的工业与街区曾独秀北方，谁知道那是区区几百名殖民者短短十几年间的硕果？没错，干活的都是中国人，可懂得怎么干的是德国人——就像百年后武汉汽轮机出了故障，只能请德国工程师诊断。那工程师听了半天后，拿粉笔划了个十字在某处：“就这里坏了，从这里打开！”中国人不服他索酬1万美元，讶异地问：“粉笔划一下就要1万美元？”德国人答：“对。粉笔划一下不值1万美元，只值1美元。但是，懂得粉笔划在哪里值9999美元，合计1万美元”——1990年连日暴雨，青岛新城区水淹成灾。而老城区100年前修造的排水系统照旧通畅。当年德国建筑师设计的下水道宽敞得快能通过一辆汽车——充分考虑到了青岛的地势和气象资料。

今天，你从广州杂乱不堪的西关跨过小桥，走进林荫蔽日的沙面试试，你要是找不到两重天的感觉才怪。这个曾经的租界里街巷幽静、园林秀丽、书香四溢，在嘈杂纷扰得令人无处逃遁的广州城里，堪比任何能给你闲适、体面与尊贵感的公园，绝非新建的富人区二沙岛能比。

西化都市必然与乡土社会有落差，就像今天的台湾人、香港人与内地人缺共鸣一样。上海人眼中的“乡下人”是怎么来的？就是对刘姥姥之后人进了“大观园”后仍然不懂规矩，乱穿马路，仍然不懂礼貌，张口粗话的抗议。什么意思？就是对“半野蛮人的中国人”（马克思语），一步跨进了西方文明的克隆地后，仍然我行我素地按农业社会的价值观和游戏规则行事，不按西方牌理出牌的不屑。

我幼年与玩伴们吆喝的童谣是：“阿拉上海人，来到宁夏城。锅锅碗碗都不带，只带屎马桶”——奚落下放支边的上海人家须臾不离马桶。其实，论排泄方式，当地人是以自己拉野屎、土坷垃揩屁股方式来嘲讽马桶方式的，显然是以落后嘲讽进步。以文明克服野蛮是用抽水马桶替代木马桶，而离开弄堂的上海知青还真的学会拉野屎、土坷垃揩屁股代替木马桶了——为什么放弃文明转向落后？为了 “向贫下中农学习”，向“乡下人”靠拢。

以野蛮对付文明，绝不仅仅是上海人被改造掉西装、旗袍、高跟鞋，也不仅仅是乡下人的“好八连”抵御了南京路上的“资产阶级香风”。“土八路”进城后，残存的西方文明都被当成“四旧”横扫了：上海真的从世界都市返回乡土中国，返回到取消市场、全面管制的“五七道路”状态；虽然它还是一个门类齐全的消费品生产大工厂。1949年10月6日，一个营的士兵包围了上海证券市场并取缔了它，然后是24 家证券公司的被查封，然后是跨国银行、商行的被驱逐，然后是一场场群众运动替代了资本运作并消灭了企业家，然后是东方明珠的熄灭，是“冒险家乐园”的转移香港、东京——大世界游乐场成了青年宫，百乐门舞厅成了红都影剧院，汇丰银行大楼成了革委会，工人造反派王洪文登堂入室。

我 1982年乘船经过外滩，那些巍峨洋楼从黄浦江上看去气象峥嵘，一如乡下人看到了西洋镜，又如铁幕中人看穿了历史隧道。景仰如仪的我第二天跑去外滩就失望了：这些气宇轩昂的楼群大多闲置为仓库、挪用为厂房，就如北京文人笔下“紫藤棚、石榴树、金鱼缸、画眉笼”的优雅四合院变成无处下脚的破败大杂院一样，让人沮丧。

沈冲老师曾在课堂上说：所谓解放，只能是先进的解放落后的，哪有落后的解放先进的理由？所以她认为，大陆解放台湾恐怕解放不成。我们学生不以为然：“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解放’不是成功了吗”——我们的看法是，但凡叫解放的，恐怕都是穷人整富人。富人决不会有解放全人类才最后解放自己那么傻！所以，穷人别指望别人解放自己——富人只能惠及穷人但不能解放穷人。穷人要想不再穷下去，只能学富人那样创业，就像今天中国不再想解放西方、只想学西方致富一样。

设想一下，“乡下人”的解放军进入大上海的当时，是富人去解放穷人吗？不是嘛。他们是“ 先进生产力”、“先进阶级”、“先进文化”的三个代表吗？不是吧？随后对上海的改造整肃，消灭的大概是三个代表吧？消灭了企业家、赶走了投资者，整肃了知识分子！上海从远胜于东京、香港、新加坡的东方第一商业都市一路跌落、跌落，跌落为1967年1月的“上海公社”。

多年后还有人纳闷：三反五反中自杀的资本家，为什么不愿选择痛苦少一点的软着陆——跳黄埔江，反而纷纷选择了硬着陆——跳楼？知情人回答：跳江找不到尸首，家人就会被继续折磨：丈夫或爸爸是不是潜逃台湾、香港了？跳楼有尸为证，家人就可免除被追查的折磨——今人听着这些历史故事作何感想？是感动于自杀者替亲人的担当？还是震惊于自杀方式都没得选择?

在中国，今天已没有人否认工业化、城市化是社会进步的方向。西方有农业没农民，是因为农民阶层早已消亡——已被农场主与农业工人所取代。西方的工业化、城镇化早已颠倒了中国人的进城追求：穷人大多聚在城里，富人大多散居在乡下。可中国革命是乡下穷人造了城里富人的反：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和社会主义的原义正相悖反！巴黎公社倒是符合马克思的本意，可就是成功不了。

社会主义要想成功怎么办？只能和平演变。于是，那些最发达国家的共产党、工人党、社会民主党，还在恩格斯在世时，就已放弃了暴力主义和恐怖主义，转而遵循宪政制度下的票决制：作为议会党派轮替执政，以文明规则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这就叫按普世价值行事。而阴错阳差地被落后的东方接过去暴力夺权的“第三国际”，却在中国走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暴力夺取政权的农民革命道路。毛泽东在世时，还想由点到面地移植自己的成功范式，纳世界革命入中国道路：依靠全球农民（第三世界），拉拢、统战第二世界，孤立并集中围攻世界最大都市（第一世界），可惜出师未捷身先死，空留战略蓝图与英雄遗恨在中国。

考察过至今仍属经济洼地的井冈山、延安的人，不可能不去思考：最暴力与最赤贫之间有着怎样耐人寻味的联系？革命摇篮摇出的是优胜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吗？农民革命不会拿村社文化去改造都市吧？不会用原始农业公社“乌托邦”去取代市场经济吧？不会用乡下人的野蛮去铲除都市文明吧？说到底，中国人不会用本土野蛮去对抗西方文明吧？

所有担心都不多余。乡下人接管了大都市，西方文明被打得屁滚尿流，“夹着尾巴逃跑了”。1949年至1978 年的上海历史早已铁证了这一切：一切现代事物都被打上“封资修”的标签打入冷宫。随着上海的去私有化、去市场化、去资本化、去国际化越演越烈，它已悄然没落，从东方最大的金融、黄金、外汇、海运中心没落为一个纯生产性城市，成为郎咸平所谓“6-5＝1”的制造业城市。

第一次走进西方社会的中国人都像走进陌生大观园的刘姥姥般怯生生，今天仍是如此。为什么？因为我们怕。怕什么？怕洋鬼子。为什么怕？因为洋鬼子厉害。哪里厉害？哪里都比我们厉害——中国人的病根就在这里：日本人发现西方厉害，就“始惊、次醉、终狂”地学习，而中国人只知“御敌于国门之外”——用西方意识形态批了几十年西方帝国主义后，批得中国人对西方避之不及，如今都不敢说普世价值就是西方价值了，可笑不？谁敢说，马克思主义、共产党、社会主义不是西方价值？

我在课堂上对普世文明的解释极简单，决没有当下争拗的那么复杂；因而，学生听了一目了然。我的解释是：“近500年来，地球人被西方文明定了排序，大致分为4种人：文明人，半文明人，半野蛮人，野蛮人；除此而外，这主义那主义的都是托词。如今，所有民族国家的努力方向也被这个座标系给定了：要么是人往高处走，从右往左地奔；要么是水往低处流，从左往右出溜——上海开埠后的100年是人往高处走的，后来的30年是水往低处流的，这30年补课补得蛮快。香港开埠150年是从右往左奔的，但愿回归后别从左往右出溜。”

我敢这么说，是因为我认定谁也不敢说：东方人最文明，西方人最野蛮；我认定已没人能指着某件商品或某项制度说：中国的这个进步是我们自创的，不是照搬西方的。我敢这么说，还因为我认定谁也不敢说：上海的复活与重振，不是去私有化后再私有化、去市场化后再市场化、去资本化后再资本化、去国际化后再国际化的补课，不是中国人的悔过重来！

学生要我解释，我嫌说来话长：文明与野蛮的各项评价指标简单的很，都快数字化了，全在联合国各类组织的文件里，你们自己去查。学生硬要我给自己对号入座，我说中国人目前正处于半野蛮向半文明的过渡期。学生不解渴，还想细分自己，我的细分就是：英美人是文明人，港台人是准文明人，上海人算半文明人，咱们还算“乡下人”，这下歇心了吧？学生还是不依不饶，我的比喻就更加简单：“举例说吧，扔鞋砸布什的是“乡下人”，而布什的表现是文明人”——学生终于不再追问了。

文/杨连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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