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绝对是一场罕见的民告官：政府出钱请人告自己———原来，围绕强制拆迁后的相关补偿问题，成都市成华区政府与市民古魁形成的纠纷一直未解决。成华区政府认为，既然各说各有理，还不如上法院解决。古魁没钱，成华区政府就借给了他10万元的律师启动费。（11月13日《南方周末》）

这样吊诡至极的民告官，无疑有着极大值得探究的空间———政府为何会大度到如此匪夷所思之境？这到底能不能算是依法行政的重大标本？寄身于法律平台之后，是否就能够真正求得公平与公正呢？

很有必要审视一下“政府花钱请人告自己”的细节前提。原来，古魁是一介“刁民”。为了与当地政府对着干，他竟然学习了爆破和远程发射技术，扬言要炸掉成华区政府，还买了两辆越野车，就为了撞区政府领导。不论是其言论，还是行为，都已经事实上威胁到他人安全甚至是公共安全。然而，面对这样的“危险人物”，政府仍然极其大度地进行“积极引导”，对此，我们不禁要问，这到底是对法律的漠视还是信仰？

但在与政府发生纠纷之前，古魁又不是一个“刁民”。他军人出身，是几十年党龄的老党员，还曾任中共四川省委政策研究室特约研究员。而且，在今年汶川地震发生后，还积极投入抗震救灾中。问题在于，当地政府给他的拆迁赔偿，是按照“违章建筑”的标准支付的，但是，拆迁方始终都无法拿出作为依据的法律文件，形成赔偿分歧。于是，矛盾越闹越大，最后政府不得不诉求于以一纸法律判决来化解现实的层层尴尬。

由此不难看出，当地政府做出如此吊诡的选择，直接寓示着对法律工具利己化的极度自信———既可以为官民直接矛盾的解决找到制度话语的依托，也可以避免官民对峙下陷入公共舆论危机。不必再讳言，如此的“政府花钱请人告自己”，就是政府笃信法律会给他们撑腰。即法庭最终可以通过那一纸文本，让政府获得“结果正义”，从而可以掩蔽既往出现的种种“程序非正义”。于是，一了百了，种种争议和纠葛统统扫清。

事实上，政府选择“法治秀” 是有足够的底气的。在这起事件中，原本需要上百万的诉讼费，也被权力之手轻易就涂改为10万元，连古魁也认定自己“肯定告不赢政府”。不难理解，在司法独立并不尽如人意的今天，要让地方法院真正以“第三方的立场”，不让政府既做运动员又做裁判员，恐怕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就在不久前，《半月谈》还报道称，尽管民告官案每年就有10万件以上，但胜诉率不足三成。主要原因也就在于一些行政机关随意发号施令，凌驾于法律之上，通过权力来对案件进行“协调”与干预。从这个意义看，我们就不能不怀疑，如此“政府花钱请人告自己”，很可能是地方政府导演的一场“法治秀”，而并不能作为还原公平与公正的标注。

当前，不同利益群体之间存在着各式各样的博弈，在公民与公权力之间，也呈现出林林总总的矛盾。处理好官民博弈关系，当然最需要法律这样社会矛盾的调节器。问题在于，法治这个保持社会公正的堡垒和防线，会不会因为“人治”而轻易失守呢？在成都这起“政府请人告自己”事件中，透露出来的对法律工具的选择性运用，其实恰恰提醒我们，被扭曲的法治，同样无法传递公平与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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